品味移动

　　20 多年来，我国通信业经历了四次需求浪潮的冲击。

　　第一次通信需求浪潮产生于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刚刚兴起的商品经济大潮，使得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甚至跨国界的经济交往与合作越来越多，形成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对高效率、高质量地传递信息的要求遽然出现，承担信息传递重任的邮电部门显示出强烈的不适应。在1983 年至1985 年，全国主要邮电业务量的年均增长率，信函为11.2％、汇兑为7.1％、报刊为19.8％、电报为10.8％、市话为12.6％、长途电话为17.3％，均一倍或几倍于改革开放以后前几年的增长率。北京、上海等大众城市的长途及国际业务量的年增长率分别在25％和50％以上，电话待装户骤然增加。大量的社会通信需求得不到满足，特别是在沿海一些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在温州、在苏南、在辽东半岛，都曾出现过由于邮政处理能力不够而造成的商包大量积压现象，乡镇企业和农村专业户、个体户挑着箩筐、开着拖拉机到邮局发信、寄包裹，销售自己的产品。商品流通刺激和带动了包裹、汇兑、电话等邮电业务量的迅速增长，也使通信能力严重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这次通信需求浪潮与落后的通信设施形成强烈的反差，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第二次通信需求浪潮产生于 80 年代中后期。1984 年，邓小平作了关于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指示，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思想。同年10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之后中国出现了全面改革和开放的形势，引发了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社会通信需求。外资成批涌进国门，其信息观念与我国当时的通信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各方面不仅对传统通信业务需求不减，要求电话“装得上、打得通、听得清”，要求邮件传递“迅速、准确、及时”，而且对数据通信、用户电报、快速传真、移动通信、特快专递等通信新业务也逐步提出要求。这一时期，国家扶持通信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形成，社会需求再次发挥了推动通信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通信需求浪潮形成于 90 年代初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备了明显的信息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趋势，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扩大，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对外经贸活动的日益频繁，都产生了对信息的渴求，从而加大了对通信的依赖程度。金融、证券、劳务、科技、信息、房地产等市场需要高效的信息系统来保障，外贸、海关、金融等全国性的行业、部门急需数据通信网络服务，“集团化”、“系统化”成为通信的新的增长点。随着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住宅电话需求猛增，电话已开始像当年的电视机一样进入千家万户。从地域分布看，这次需求浪潮不仅覆盖东部，而且迅速向中西部地区扩展，农村通信需求也不断扩大。移动通信亦在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开始起步，陆续以地市为单位建设模拟移动电话系统。

　　第四次通信需求浪潮发生在 90 年代中后期，其重大特点是中国移动通信市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原因在于：（1）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社会结构快速变化，人们的社会属性大大增加，流动性不断增强，工作生活节奏空前加快，跨越时空阻隔与人沟通的愿望日趋强烈，而与固定电话相比，移动电话恰恰提供了个人化和移动性等优势，满足了人们随时随地沟通信息的需求，这是人们钟情移动电话的根本原因。（2）从竞争和价格的因素来看，在移动通信发展的初期，移动终端价格和入网费昂贵，移动通信被视为“贵族消费”。上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引入了竞争。通过市场竞争，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进程日益加快，移动通信的规模效应得到显现，系统设备和终端的价格开始逐步走低，入网费逐年下降。而预付费业务的推出和入网费的取消，使更多的中低端用户使用移动电话成为可能，移动通信由当初的“贵族消费”变成了“大众消费”，移动电话用户的数量开始迅猛增长。还应当看到，当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大规模增长之时，国内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仅在10％左右。由于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不高，而人们对通信的需求又日益高涨，这使得移动通信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移动电话用户总数从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总数。（3）9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移动通信之所以获得了快速发展，还与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有关。起初，虽然模拟移动通信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模拟手机不仅十分笨重，而且价格非常昂贵。同时，模拟系统在技术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如安全保密性能差、易出现盗打现象、频率资源利用率低，还有通话质量差、难于实现漫游等，用户抱怨较多。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90 年代中期，数字蜂窝移动通信技术日益走向成熟并得到大规模应用。与模拟系统相比，GSM 系统在安全保密、通话质量和漫游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因而在中国及全球得到快速发展。由于频率资源利用率高，每人平均支付频率使用费也低。以上因素，使得移动电话迅速走向普及。

　　很多业内外人士认为，中国通信市场的前期增长主要依靠供给能力扩张所带动的“抑制性需求”，属于补涨性质；而后期的增长主要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市场培育策略所推动的“潜在性需求”，属于预付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