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移动

　　第三章 广东移动：一个企业的崛起

　　不辞长作岭南人

　　同在一片大陆，几道山川，隔出一个岭南地方，另有一番境界。以前的粤国土地，是时人称为“蛮貊之邦，瘴疠之地”的岭南，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上，原是个落后地区。这是因为汉族的文化发展，本是自北而南的。梁启超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

　　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近现代，汉家文化萎缩，广东成为领风气之先的地方，但凡张扬西学、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容闳、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清一色的老广。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是在广东揭开的，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广东是“先行一步”的省份，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体现得极为充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大力发扬这种精神特质，凭着“敢饮头啖汤”、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敢闯、敢干、敢冒险的精神，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同时，他们坚持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只要符合“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就择善而从，择言而听，择业而干。正是这种抓住机遇、促成飞跃的思路，正是这种“不争论”、“埋头干”的务实品格，成就了新时期许多广东人创业的梦想，也构成了广东这块土地总能灵活多变、出奇制胜、魅力无穷、活力无限的根本原因。2003年，广东曾发起历时半年之久的“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大讨论，这次讨论的直接成果，就是高度概括提炼出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即：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这4句16个字，构成了新时期广东人精神风貌的基本特征。

　　从地理上看，依托点多线长的海岸环境，岭南地区从汉唐开始便成为中外沟通交流的门户，即使在清朝厉行闭关锁国政策时期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将最早的四个特区中的三个设在广东显然考虑到了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最南部的广东省，北靠五岭，南濒南海，并与越南毗邻，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隔海相望，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大洋洲、中近东和非洲等地区最近的出海口。在珠江三角洲东西两侧，广东分别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接壤，经济特区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窗口，是广东接受港澳经济辐射的合作大平台。广东乃至中国最成功的改革开放经验就是设立经济特区，广州等珠三角城市便是最早、最直接、最大的受益者。

　　自古以来，广东就有着重商的传统。唐代（618－907）以前，广东的徐闻、合浦（现属广西省）就已成为海上的交通要道；唐代时，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宋代（960－1279）广州的商船已横过印度洋，直航阿拉伯及东非。明代（1368－1644）开辟了广州至拉丁美洲和广州至欧洲葡萄牙里斯本两条远洋航线；清代（1644－1911）前期又开辟了广州至北美洲航线和大洋洲航线。随着商贸交流的发展，广东逐步形成了重利务实的社会风尚。近代以来，长期的商业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助长了广东人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的干部群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曾响亮地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清谈误国，实干兴邦”等全新的思想观念，对全国的思想解放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岭南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性格。因为以“实”为最高准则，广东较少以我为尊、自以为是的排他心理，不墨守成规，不固守、拘泥于旧的现成的文化框架和行为方式，而对各种异质文化采取宽容的姿态、开放的态度。只要是好的，是于我的发展有利的，都可以仿效，可以兼容。广东这种比起内陆地区更注重异质文化的拼接和汇流的独到风格，深刻地影响着广东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方式。广东成为国内消费水平和购买力居高的代表性区域，也是很多流行产品的先导性市场。

　　在全国上下奔小康的20多年里，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完成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从原先比较落后的边陲省份，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区之一。1979年到2004年，广东GDP从185亿元增加到16040亿元，增长了85.7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3.1倍，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长了22.6倍；全省城乡居民的“闲钱”——储蓄存款则增长了922倍！2004年，广东人均GDP达2378美元；在2005年4月的广东省“十一五规划”工作会议上，“新型小康”闪亮登场：到2010年，人均GDP将超过3500美元，比2000年翻一番，GDP总量达到5.6万亿元，全省基本进入宽裕型小康。根据《广东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构想》，2011至2020年广东年均增长8.5%左右，2020年人均GDP再翻一番，超过7000美元，城镇化水平达到75%左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钱少。”

　　近日，在中国移动飞信“安全加强版”的发布会上，相关人士透露，中国移动将在两个后推出一款新版飞信软件，该软件将实现网间互通功能，即电信、联通手机号码也可以注册成为飞信会员，并免费给中国移动的用户发短信。

　　凭借中国移动的客户资源以及免费发短信的优势，飞信刚一推出就迅速发展，占据了国内IM运营商第二把交椅的位置，此次开放给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用户注册，将使得飞信真正有可能超越腾讯QQ，成为国内第一大的IM软件。

　　我认为，该项业务最大的意义在于中国移动能够利用飞信软件，获得一大批竞争对手客户的信息，并可以通过飞信平台向他们推广中国移动的业务，最终达到挖角的目的。

　　说到香港，它是全球大哥大拥有量最高的地区：600多万人口有80多万部，每10个人就有一个。在香港大哥大如今已没有丝毫可炫耀的成份，至多能暴露出自己是个辛苦的中下层“打工仔”。它完全是一个实用的日常通讯工具。

　　在中国则不然。日本的一位商人曾就此作过一番饶有兴味的对比。在日本，对记者、推销员等常年跑外的人来说，大哥大是为紧急联络之用而携带的工具。因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而且，使用时大多避开他人，一个人悄悄进行。与此相反，国人使用大哥大时，往往是在候机室、餐厅等人群聚集的地方，并且总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声调尤为高昂。差异缘何而来呢？

　　答案是，中国人喜欢大哥大的根源在于，它是中国机关和企业决策及组织运作的一种方式。决策掌握在少数头面人物手中，惟有他们才拥有发言资格。换言之，大哥大已经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拥有大哥大就意味着有了可以行驶决策权的地位。由此推论，支撑大哥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大约是公费。于是才有了清理领导干部手机的新闻。大哥大，就像它的名字显示的那样，满透着神气。

　　5月8日，北京市电话升为8位。据说，这意味着北京1000多万人口，每人都可以拥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固定的，一部是移动的。这部移动电话是属于你我的吗？

　　中国移动市场发展的速度的确惊人。这篇文章预计到2000年，移动电话用户数将突破1800万，而那一年的最终数字是8500万――为原预计的4倍多！到此，手机的名称已经取代了大哥大，移动电话早已由“王谢堂前燕”而飞入了寻常百姓家，所以，我文中最后的疑问也不攻自破。自2000年以后的4年，中国每年的新增移动电话用户数保持在6000万户左右；信息产业部预测2005年仍将继续增长6000万，预计2005年到2008年移动用户将新增近2亿。

　　艾瑞市场咨询（iResearch）根据数据整理显示，在过去4年中，中国移动电话数量从2001年的11.2部/百人增长到了2004年的25.9部/百人，复合增长率达32.6%。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从1998年起，GDP的增长率就保持在7%～8%之间，2003年的增长率达到了9.1%。2004年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年的GDP达到136515万元。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很多的原因，其中通信产业的快速增长是其中的关键原因之一。从1998年起，通信产业收入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增加，由1998年的2.87%上升到2004年的4.19%。从这一发展历程看，中国通信产业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二至三倍于GDP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移动通信水平相对GDP的水平已超过世界水准，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在现有的GDP上面已经发展了比较高的移动用户的普及率。

　　我国的移动电话对固定电话的替代作用越来越强。2003年10月，移动用户超过固网用户（含无线市话），到2004年底，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超过固定电话2238万户，全年移动电话通话量也首次超过了固定电话。移动业务对固定电话的分流不仅体现在用户增长带来的通话总量变化，在每月每户通话量上，移动业务也完成了对固定电话业务的超越。据信息产业部统计，移动电话每用户月使用量为241．5分钟，已超过固话的205．2次。收入方面也是如此，移动业务收入占全部电信收入的50％以上，到2004年5月已经上升到52.2％。

　　目前移动通信、互联网、无线接入、IP电话等新技术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本地电话业务，这些业务不仅可以提供电话服务，还可以提供数据、图像等服务。可以说，无论是在传统的本地电话市场、长途电话市场，还是在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数据业务市场，移动运营商都在向固网运营商提出巨大的挑战。在与固网的异质竞争中，移动通信的便捷性体现出巨大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很多商业用户甚至普通用户都已经把移动电话号码作为寻求交流的主要方式，相当一部分人群甚至已经形成了用手机交流的消费习惯。可见，移动业务是我国电信市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移动业务对本地业务的替代程度将继续提高。

　　从全球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移动通信的快速增长为全球电信业发展谱写了最激动人心的篇章。据ITU统计，1991年世界上拥有手机的人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1％，拥有蜂窝移动通信网络的国家也不到三分之一。然而仅仅10年后，到2002年底，90％以上的国家建立了移动通信网络。ITU曾预计在2001至2007年之间的某一时刻，全球移动用户数将超过固定用户数，后来又预测在2003年左右移动会超过固定。事实上，这种情况提前发生在2002年底了。2004年，全球移动用户已达15亿，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移动电话用户数继续保持着比固定电话用户数更高的增幅。另据ITU的数字，2004年全球移动手机销售额达480亿美元，超过传统的固定电话，固定电话销售额则为450亿美元。无疑，移动通信已成为全球信息产业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移动超过固定，实质上反映了人类对移动性和个性化的需求在急剧上升。首先，移动通信是以个人为消费单元，不是以家庭、工作单位为消费单元，其潜在用户数理论上是国家人口数，移动通信的目标市场要大于固定通信的目标市场；其次，移动通信可以“移动”，手机的可携带性，移动服务的漫游性，保证了人们随时随地交流的需要。这些优势，决定了移动电话的普及率高于固定电话。移动超过固定还说明了以下问题：（1）电信服务的供求关系从稀缺范例变为丰足范例；（2）移动电话普及率与国家贫富的相关性将逐渐增强，而固定电话普及率的相关性却逐渐减弱；（3）移动通信可以成为实现社会政策目标即普遍服务的一种有效手段，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架构通向世界的桥梁，帮助缩小信息鸿沟。

　　除了“移动超过固定”，从全球的视角看，21世纪的电信发展还呈现另外两个趋势，即“数据超过话音”、“发展中国家市场超过发达国家市场”。“数据超过话音”是指目前全世界在网上传送的数据业务量将超过话音业务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电信业10年来的高速增长的基本驱动力来自话音业务的移动化，但是，预计在今后5年内，许多国家的数据业务量将超过话音业务量。数据超过话音实质上反映了人类对信息的需求在急剧上升。在信息和知识已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基本要素的时代，人们更加需要信息，需要随时随地地获取信息，原来点对点的电话通信已远不能满足需求。信息化可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则通过信息化来开创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三个超过是“发展中国家市场超过发达国家市场”。在固定网市场上，这一“超过”早在1992年就发生了。移动电话市场于2002年发生了这一“超过”，发展中国家新增的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了发达国家。预计在2010年之前，在互联网市场上也将发生这一“超过”。发展中国家市场超过发达国家市场说明全球电信业的主要潜在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市场重点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例如，在未来的五年里，全球新增加的手机用户将主要来自于印度、中国、俄罗斯、巴西和非洲。不管是运营商，还是制造商，要想在21世纪有所作为，必须把上述三个“超过”牢记于心。而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现在谁还能够想象没有移动电话的日子？在未来，移动通信技术和服务的创新速度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最好期望。人们曾经必须进入一个特定的环境去和他人沟通交流，现在，沟通交流的力量就源自他们的指尖。

　　原中国联通董事长、现中国移动总经理王建宙手上有一张12年前的手机花费清单。

　　12年前，他曾担任过杭州市电信局局长。“1993年，在杭州买一部摩托罗拉9900的模拟手机，要交手机费、开户费、入网费共29800元，还要交2000元的预存通话费，而这部手机的费用是12000元。”王建宙说。这是当时杭州的情形，在全国其他城市都差不多。

　　那时，手机和轿车一样，被普通消费者视作可望而不可及的富人的奢侈品。在福建，担任福建省移动通信局局长的鲁向东（现中国移动副总经理）和他的同事们对发展移动业务心里没有一点底，他说：“当时我们想，能发展1000户就不错了，要是翻一番，能达到2000户，那就是谢天谢地了，但是，对于这样的目标简直想都不敢想。”

　　然而，一到放号的时候，营业厅火爆的场景至今让鲁向东念念不忘，有些号码的选号费涨到3万元人民币，也挡不住用户试图挤破电信营业厅柜台的脚步。当消费者压抑了很多年的消费需求被一下激发出来的时候，中国的电信市场只要有多大的网络就有多大的需求。在那个年代，“运营商有多大胆，能建多大的网络，用户就有多大产。”鲁向东说。1996年9月15日，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哥大你好吗》的短文，文中这样写道：

　　德国报纸驻新加坡特派记者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当他在等候出租汽车时，问周围的人能不能把大哥大借给他用一下，结果排队等车的10名乘客一起拿出了大哥大。在东南亚各国，这种经历并不罕见。

　　在中国，目前看来，德国记者的困境也不难解决。以前还常常有寻物启事说把大哥大丢在夜晚至少是夏利以上级别的出租车里，给人们的印象是耽于夜生活的有产者才拥有这东西；而现在，寻物启事里已不乏白天行驶的“面的”了，就连人人奋力抢座的公共汽车上，也见有人掏出个家伙来。

　　来自邮电部的消息证实大哥大的形势的确一片大好：中国电信正迅速朝世界第一大蜂窝式移动电话――即大哥大――服务供应商的目标迈进。

　　截止5月底，中国电信已拥有500万大哥大用户，1995年，这个数字是360万。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供应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仅多出50万。

　　中国电信的大哥大服务近几年一直以200％的速度发展，预计到1996年底，用户将增加到700万，从而在全球同类服务中拔得头筹。到2000年，用户数将突破1800万。

　　直接归属邮电部管理的中国电信是全国最重要的移动电话网经营者，它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即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

　　1994年7月19日成立的联通公司，是电子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铁道部发起、16个股东单位参与、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中国第二家经营电信基本业务的大型国有企业，1996年底，它将在全国48个城市开通数字式蜂窝电话系统。但联通从未公布过它的大哥大数目。

　　中国第一个移动电话系统（使用900M频段）是1987年在广州首次建成的，那时全国仅有3200个用户。如今，大哥大已进入所有城市，在发达地区的乡镇也不难见到。今年1月以来，中国电信开始提供15个省市自治区的漫游服务。7月，它还与香港电信达成协议，在大陆和香港两地间提供类似服务。

　　11月1日，中国移动线上软件商店Mobile Market（移动MM）正式宣布开始其提供的游戏产品进行收费，标志着移动MM正式走上了收费之路。

　　移动MM是8月17日正式上线的世界首个由运营商主导的线上软件商店，该商店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移动推出的Ophone手机系列提供软件扩展支持，类似于App Store和Iphone手机的关系。此前，中国移动为了提高该平台的参与程度，先后启动了MM开发者百万重奖计划和MM使用者百万重奖计划，使得该平台的软件数量和用户活跃程度有了明显提升。此次启动收费，可能是移动认为该项产品已经发展成熟，并广泛被用户接受，因此正式开始了盈利之路。

　　据悉，中国移动和开发者的分成方式仍将按照原先预定的3：7的比例进行分成。

　　12580，一按我帮您。11月2日，中国移动12580业务的代理商宣布，中国移动12580的用户数已经突破了2500万大关，目前正直奔三千万而去。

　　这个中国移动用来对抗中国电信114业务的产品，虽然目前与电信114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总算不辱使命，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着，不像139社区，转型转来转去，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不过，这个用户数的数据我还是有点疑问的，究竟指的是用过这个业务的号码达到了2500万，还是开通了12580收费业务的用户数到达了2500万，如果是后者，那么每个月为公司带来的收入就非常可观了，光是包月费用就可以上亿。

　　此后，在市场和用户中扎下根的各种名义的优惠卡、资费套餐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信息产业部虽然屡次进行资费检查并颁发禁令，但效果已经微乎其微。根据北京邮电大学唐守廉教授的观察，目前，电信价格竞争主要集中在移动通信和小灵通领域，具体形式有四种：

　　一是直接改变。当时手机每月50元的月租费令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各地的运营商为了开拓市场，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适当调低月租费标准；二是索性取消月租费。例如中国移动的神州行和中国联通的如意通都是不需要月租费的，当然也相应调高了通话资费标准，这满足了部分低话务量用户的需求。另外，本地通业务也是其中一种，不但降低了月租费，而且降低了通话费，条件是不能漫游，但后来有些地区也变相允许漫游了。

　　二是网内优惠。从理论上来说，由于网间互联互通存在一个结算成本问题，网内通话的成本比网间通话低，因此运营商就有基础调低网内通话资费标准。例如同一运营商网内用户之间的通话，实行单向收费，便可以迅速扩大用户规模。网内优惠已成为电信运营商建立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是捆绑销售。捆绑销售主要有两种：一是与移动终端的捆绑，降低进入门槛；二是与通信业务的捆绑，带动其他业务。例如CDMA、小灵通和宽带在市场初期推广时都采用了与移动终端捆绑销售的方式。

　　四是套餐资费。套餐资费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价格竞争方式，它是一种限时包月的方式，可以称为准包月制。实践证明，这种准包月制有很多好处，对客户而言，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套餐，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更多的通信服务；对运营商而言，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间接降低了价格，既满足了用户的消费需求，也避免了刺激监管机构。

　　2004年6月底，国内六大运营商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资费监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4号文件）：7月1日起，未经监管部门审批或备案的电信资费标准，各级电信企业不得擅自宣传和实施。三类资费成为了严管重点：一是固定本地电话基本月租费和通话费；二是移动电话基本月租费、通话费和漫游费及国内长途；另外还有国际及港澳台通话费。根据文件规定，各级电信企业在制定电信资费时，凡涉及上述三种情况的短期促销、资费套餐、大客户优惠、用户积分、手机租赁等资费方案，在报批备案的同时，必须同时提供所属集团公司的书面意见，未经集团书面批准，电信管理部门和物价部门有权不予受理。

　　本来，各地电信公司只需到当地的电信管理局简单备案就可实施新的资费套餐，但这样的审批流程往往流于形式，有的公司甚至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据称，204号文件主要是向运营商提醒资费审批流程的严肃性，并强调市场竞争的规范性，由此严打“低于成本的倾销”和“排挤竞争对手”的恶性行为。

　　2004年12月1日，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向各省市通信管理局、发改委、物价局以及中国的六大电信运营商下发的452号文件——《关于通信网内网外差别定价问题的通知》——开始执行，文件要求各地通信管理局和价格主管部门暂停受理网内网外差别定价的资费套餐，各大电信运营商暂停审批各种套餐。

　　这是一年内监管部门针对电信资费恶性竞争发出的第二道禁令。此前的204号文显然成效不彰。运营商在一些资费套餐优惠中采用“网内网外差别定价”充当价格壁垒的做法尤其成为标靶，它可能对弱势运营商的用户发展起到限制作用，使后者不得不制定更低的资费标准来吸引用户，从而引发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

　　移动通信资费下跌，特别是名目繁多的各种资费套餐的出现，是引发两次政府行政干预的导火索。表面上，干预出台后的一段时间内，运营商在资费方面的行动会有所收敛。但长远来看，由于两个文件没有涉及到电信行业资费价格体系的本质，因此目前还不可能彻底解决“价格竞争”现象。

　　电信资费失衡的原因在于政府定价失衡，而并非市场供求失衡。电信资费是个看似复杂的问题，但本质很简单。目前的资费政策，就本质来说是“婆婆管媳妇”，和消费者没有直接的关系。移动业务价格放开，中国电信固话业务就会受到冲击；移动业务价格不放开，就会受到小灵通的冲击，互相之间的利害关系在这里循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在短期内，需要进一步调整资费结构和水平，但长远的解决办法需要放松电信资费管制，让市场形成满足运营商激励相容条件的资费。然而，到目前为止，政府监管的重点是落在运营商和用户的利益平衡上，还是落在运营商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上，仍然没有明确。

　　未来三年，《电信法》将颁发实施，政府对电信业的管制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政府的管制角色要从电信行业的管理者，转变为电信市场有序运行的维护者和公平竞争的裁判员；管制方式要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到依靠法律、法规进行管制；管制目标是破除垄断，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管制对象主要是电信主导运营商，包括广东移动；管制业务是基础电信业务，包括移动通信；管制重点是规范电信市场秩序，加强互联互通；牌照、频率、号码、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等数量有限的通信资源将实行有偿分配。

　　归根结底，电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监管政策的支持和实施。一个与时俱进，处处为电信业发展保驾护航的监管环境，将成为中国电信业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电信改革与电信管制互为表里、共存共生，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场上，在国有电信企业为主体、多家运营商相互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监管当局步步皆遇难题。中国电信管制的复杂性与独特性，足以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于转轨体制的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教科书”。管制（regulation）反映的是一种政府与工商企业的关系，即政府依据法规对企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施加直接的行政干预。电信产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技术多变的基础设施产业，作为典型的规模经济，因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和和信息严重不对称而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政府的管制。

　　中国特色的电信管制历史始于1998年政企分开，成立信息产业部。各国电信管制机构一般具有三大职责：优化资源配置以促进产业发展；强化市场监管以维护公平竞争；保障电信消费者的利益。我国电信管制机构当前在管制目标上也具有复合性，即以市场监管为主，兼顾产业发展和消费者利益。但除此之外，监管部门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即承担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对信息产业部的多重角色曾经比喻说：在以前政企没有分开的时候，原来的邮电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因为它不但是监管者，还对中国电信的业绩负责。后来政企分开，电信行业格局变成了四个主要的“国家队”——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网通集团和中国联通。这样，电信监管部门虽然已经不是“运动员”了，但是还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变成了这几个国家队的“总教练”。既然它是教练，就必须保证自己教练的国家队赢球。但是，因为它又是裁判，所以执法就很难公平。

　　2003年，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职责转移到了新成立的国资委身上，信息产业部在职能转型中，有望更多地将工作重点转换为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由于国有电信公司在中国电信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预计今后几年管制机构面对的管制对象仍然是电信国企。不过，随着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体制的变化，电信国企正在加速调整，已经出现了国有全资电信公司、国有控股电信公司、公开上市的国有电信公司等多种形态，这些企业遵守多种制度和规则的约束，对管制行为的反应各不相同。

　　如阚凯力所说，信息产业部在1998年组建以来，尽管完成了政企分离，但仍然集资产所有人身份和市场监管者身份于一体。由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在现实中往往存在着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监管部门企图兼顾国家、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的结果，是顾此失彼，影响管制重心，导致管制效率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多年来习惯于行政审批和命令式管理，监管部门对竞争性市场该如何进行监管也有相当的适应过程。随着电信市场的分割与重组，竞争机制不断加强，监管部门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这两年，电信业管制改革的重要性已经达成社会广泛共识，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我国电信管制该如何改革？尤其是电信资费管制的放松、非对称管制的取消、互联互通问题的解决、下一代移动通信的发展、普遍服务机制的出台等突出问题该如何操作？在“政资合一”的电信监管部门不复存在以后，是否需要实现“政监分离”的制度安排，建立独立的政府监管机构？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管制改革已经到了实质性的攻坚阶段。

　　没有什么比资费管制的尴尬更能显示管制改革的紧迫性。虽然放松电信管制是我国电信管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并且增值业务的资费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调节，但到目前为止，基础电信服务的资费仍然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尽管如此，在实际中价格管制的效果并不乐观，固话和移动电话等基础电信业务领域各种方式的降价和变相降价屡有发生，资费管制的失效已成为管制部门乃至运营商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是，现有的资费管制政策存在严重扭曲，在很多情况下价格严重偏离成本。例如，中国移动全球通业务基本月租费为50元/月。而全球通的主叫和被叫基本通话费均为0.40元/分钟，漫游基本通话费为0.60元/分钟。1996年制订这一话费标准时，手机用户只有600多万，而目前已猛增到3亿多户，电信所固有的规模经济性使移动电话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这给移动电话运营商提供了降价的广阔空间。在市场竞争压力的作用下，运营商的的利润动机必然引导他们利用各种方法包括价格手段占领市场。毕竟，价格是市场竞争的最基本手段。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已形成双寡头垄断市场，根据博弈论，寡头企业任何一方都会意识到对方不降价而自己降价时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对方降价而自己不降价时将蒙受重大的损失。作为固定电话延伸的小灵通对移动电话的替代竞争，使移动电话的价格大战更为惨烈。运营商已不可能再执行过去的资费标准。从全国来看，竞争中，各种形式的降价和变相降价不断发生，一批诸如“手机休息站”、“准单向收费”、小灵通等游走于政策边缘的“新生”业务接连粉墨登场，移动电话资费已经较大程度地偏离了政府定价，资费管制已经失效。

　　实际上，官方资费标准这些年并不是毫无松动。邮电部1996年1068号文规定了现行标准，但一年以后，《国务院关于解决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发展有关问题的批复》允许中国联通（含各地分公司）在执行国家规定的移动电话资费标准时可上下浮动10%。随后，中国移动的各项资费套餐方案也被批准。2000年信息产业部批准了中国移动的神州行预付费业务，这项业务不需要缴纳月租费，基本通话和漫游费比全球通高0.2元/分钟。2001年2月，信产部批准了中国移动的移动电话资费套餐方案，方案中推出了7种资费套餐。每一种套餐对应一种月租费，包含了一定的免费通话时间，超出赠送的通话时间后，忙时每分钟资费和闲时每分钟资费各不相同，另外还有增值服务赠送。一般而言，月租费越高，包含的免费通话时间越长，超出免费通话时间外的通话资费也越低，而赠送的增值服务越多。

　　套餐的示范效应远远超出想象，原先只能地下存在的各种套餐资费浮出水面，优惠程度都超出了信息产业部批准套餐的闲时通话资费，话费打折和单项收费也以套餐的名义名正言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的移动电话资费政策也不得不趋于“灵活”：不再强调移动电话资费的严格政府定价，而改为备案制度。2002年9月，信息产业部联合国家计委下发《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程序规定》，是试图规范电信资费行为的重要举措，其中明文规定：“只要企业严格履行审批备案程序，合理的移动电话价格调整是会获得支持的。”

　　中国联通的用户市场占有率不断增长，但是收入的占有率并没有同比例增长。2004年中国联通的手机用户全国市场占有率为35.6%，而其收入占有率却只有约27%，这说明中国联通手机用户中，低端用户占较大比例。据估计，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上，90%的高端客户在中国移动手中，中国联通只占高端客户市场份额10%左右。缺乏高端客户是中国联通的盈利能力低于中国移动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经营性净现金流量对比来看，中国联通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率超过中国移动，但是，中国移动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明显超过中国联通。2004年，中国移动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相当于中国联通的近4倍。

　　截至2004年6月底，中国手机用户总数已占到人口的23%，而中国联通却只占国内不到30%的移动通信服务收入，中国移动占据了国内超过70%的移动通信服务收入。中国联通的发展目标应该是缩小与中国移动的差距。短期来看，它在各方面还都无法对中国移动构成致命性威胁。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有一个共同的对手，就是异军突起的“小灵通”。新中国电信、新网通旗下的小灵通（无线市话）已经开始凭借其低廉的资费迅速蚕食移动通信的市场。早在1997年12月，浙江余杭电信局就开通了第一个小灵通试点，但直到信息产业部发文认可之后，小灵通业务才正式在中国中小城市运营，不过其应用范围被限定在县级市以下乡镇和大中城市人口相对集中的园区、社区、商务区的语音和数据通信服务。然而，低廉的价格使得小灵通一经推出就迅速被中低端消费者所接受，仅用了5年的时间，除了京津沪穗4个特大型城市在主管部门的保护下得以“幸免”，小灵通横扫全国。2003年，小灵通突破最后的防线，进驻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到2004年年底，用户数达到6522万，占固定电话用户总数的比例超过20%。

　　“小灵通”并不是一个技术术语，而是一个广泛流行的市场用语，泛指各类无线市话业务，最早来源于个人手持电话系统（PHS）。以PHS为基础的小灵通的主要优势首先是设备简单，造价低，不仅比传统固定电话系统低，而且也比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略低，投资回收期短，只需要3年左右即可。其次，平均每用户的业务收入比传统固定电话有明显提高。第三，中国电信和网通这样的固网运营商发展小灵通的边际成本很低，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已有的空闲网络资源，盘活了存量资产，提升了固网的价值。第四，在当前的特定形势和市场环境下，小灵通资费低，与固话一样，却具有一定的移动性，受到老百姓欢迎。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小灵通具备了发展的客观条件和需求。

　　由于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传统固话业务的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对中国电信和网通近年来持续下降的ARPU来说，小灵通成为难得的提升手段，中国电信、网通60%～80%的增长来自小灵通业务。在开通了小灵通的地方，运营商的收入都有大幅增长，而未开通的则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在很多城市，小灵通的ARPU值都超过固定电话的2~3倍。中国电信和网通“老树发新枝”，并因此迂回进入了移动业务领域。在这方面，他们的企图有二：一是积累移动通信的运营经验，为将来拿到移动牌照后的运营打下基础；二是想采用“先上车后补票”的策略，与监管层博弈新的移动牌照。

　　小灵通用户群的扩大，分流了部分移动手机用户，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形成了颇为明显的竞争关系。小灵通有着自己的细分市场。在我国的电信用户中，除了固定电话用户、移动电话用户外，市场上还存在欠缺：电信的固定电话业务已经被分化，而移动的高资费及双向收费不能满足本地通信量大、电话次数多、但只要求在本地移动的用户，这就形成了空缺的用户市场，而小灵通正是填补了这个空缺。它在全国各地的四面开花，表明游离于“双寡头”之外的移动用户还为数甚多。不管小灵通在技术上是否先进，它都说明了移动通信的市场竞争还不够充分。

　　小灵通进一步拉低了手机资费的整体水平，开始改变手机资费方式。“有限的价格，无线的享受”，这句小灵通在兰州的促销口号准确地概括了小灵通最大的卖点——单向收费、低廉的月租和通话费用。有一句话说得好：没有二分钱抵消不了的品牌忠诚。尤其是对并不算富裕的中国市场来说，小灵通和移动手机之间10倍的价差诱惑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小灵通每到一地便发生排队抢购的现象便不难理解。

　　在小灵通攻城拔寨的同时，中国移动和联通的移动资费大幅下调，并且全面开禁“准单向收费”。实际上，在小灵通的快速扩张的冲击下，信息产业部对移动业务规定的基本政策――月租费50元、通话费每分钟0.4元、双向收费――已经风雨飘摇。中国移动和联通除了推出各种越来越实惠的资费套餐同小灵通争抢市场，也更加注重改善服务、引进新技术。可以说，小灵通促进了无线服务的发展与提高，而对于移动运营商来说，小灵通的存在也并没有使移动通信快速发展的步伐有所停滞，反而把整个无线市场做大了。

　　纵观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结构，联通已经由中国移动的“小弟”成长为占据市场1/3的“双寡头”之一，小灵通的快速发展，又打破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双寡头”竞争格局，形成了由“双寡头”到“四方博弈”的转变。两张牌照，四家对手，竞争态势更加复杂。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小灵通更像是它们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谈判桌上的一枚筹码，随着第三代移动通信（3G）主流技术和产品逐步成熟，3G牌照的发放，必将引起行业格局的更大变化。

　　到2004年，联通成立整整10周年，公司宣布截止当年的5月5日，移动用户总数突破1亿，成为全球第三大GSM运营商和全球第二大CDMA运营商。从网络容量和用户规模计算，联通是世界第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经营的电信业务由成立之初的移动电话（GSM）和无线寻呼发展到目前的移动电话（包括GSM和CDMA）、长途电话、本地电话、数据通信（包括互联网业务和IP电话）、电信增值业务、无线寻呼以及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其他业务。2004年，中国联通的主营业务收入达到707.39亿元，净利润为24.7亿元

　　同时，中国联通是国内惟一一家同时在纽约、香港、上海三地上市的电信运营企业。2000年6月，公司在香港、纽约成功上市，筹资56.5亿美元，进入全球首次股票公开发行史上的前十名。2002年10月，公司又在上海成功完成A股上市，成为国内资本市场流通股最大的上市公司。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联通的用户数目突破1亿大关，对于中国电信市场而言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移动通信市场打破独家垄断之后，双寡头竞争的市场格局正式形成。可以说，中国联通的发展为电信改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用“鲶鱼效应”的说法来加以形容。在挪威的一个渔村里，每年渔民都将捕捞的沙丁鱼放入船上的鱼槽然后驶回渔港。沙丁鱼不容易活,谁能将活的沙丁鱼带回去就可以售出高价。渔民们不断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但总是失败，沙丁鱼多半中途死掉。然而有一艘船却一直能够让沙丁鱼活着回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才得知，秘密在于船主在鱼槽里放了一条鲶鱼。原来，鲶鱼进入鱼槽后，沙丁鱼发现这个陌生的家伙，觉得大事不妙，一紧张就左冲右突，这样一来，个个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鲶鱼成了打破沙丁鱼平衡的动力，而沙丁鱼虽然失去平衡,却在运动中获得了活力与生命。对于中国移动通信业而言，中国联通就像是这样的一条鲶鱼，它激活了市场，发生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之间的竞争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电信竞争的力量。

　　如果没有联通，今日中国的手机用户们不会有目前的幸福。这种幸福首先来源于联通进入市场后带来的“价格战”。为了扶持新竞争者，相关部门允许中国联通在不同业务种类的推广中，存在10％～15％的价格浮动范围，这一政策在联通成长初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这两家移动通信运营商之间发生了实质性的价格竞争。在移动通信价格居高不下的年代，联通以价格策略催生了市场的发展与成熟，也促使移动通信服务走向了大众。

　　联通10年得益巨大的不仅仅是联通自身，中国移动也在竞争中获利非浅。中国移动因为竞争而更加看清了自己的真正优势，它的客户服务也因此成为差不多中国最好的客户服务之一，同样，来自CDMA的竞争压力也让中国移动充分体会到技术进步的威胁。在竞争中，中国移动还真正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市场专家。他们的“动感地带”打败了麦肯锡千万美元的咨询，堪称市场营销的经典。

　　虽然联通已经初步打破中国移动的行业垄断，但由于它起步较晚、底子较薄，目前的综合实力还无法与中国移动相比。2004年，中国移动手机用户达到2.042亿户。2004年，中国联通的手机用户中，GSM用户达到8426.7万户，CDMA用户达到2781.4万户，其中GSM网络8426.7万用户是中国联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联通的移动电话用户虽已过亿，但用户主要以低端为主，对资费较为敏感，致使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还不强。

　　中国联通的净利润率明显低于中国移动，2002年中国移动的净利润率是中国联通的3.77倍，2003年是7.11倍，2004年是6.25倍。2002年中国移动的净利润是中国联通的16.58倍，2003年是15.28倍，2004年是17倍。可见，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盈利能力差距较大。ARPU(AverageRevenuePerUser)是指来自每个用户的平均收入。中国联通的GSM业务ARPU值明显低于中国移动。2002年中国移动的ARPU值比中国联通高71%，2003年比中国联通高80%，2004年比中国联通高86.23%。这是中国联通的盈利能力明显低于中国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